第二十七章 疼痛
在他人看来,2010年时我可能风光无限,但事实上,那一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疼痛。
在墨尔本的赛场上,我的膝盖又肿起来了。在连续击败了艾拉科维奇、扎维、汉图楚娃之后,身边所有的人都看出我的腿有问题了。
病来如山倒,这次膝伤发作得很厉害。进入前十六后,我每打一天就必须休息一天,因为膝盖已经承受不了连续两天以上的运动了。
之前我已经打过一次可里松消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就向澳洲的医生求助,对方推荐给我一种昂贵的针剂,一管要500欧元左右。第二天,我把针剂带到比赛现场,请赛会医生帮我打针。我熟悉的赛会医生恰巧不在,另外一位女医生说,找她也一样。我就去她那里打针。
这位医生对我之前的病情并不在意,她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我的腿,说:“这不是水肿。”
她没有抽水,也没有做任何其他处理,直接把针剂注射进我的膝盖。
好疼!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那是我有记忆以来对疼痛最直观、最深刻的一次体验。我一向自认是个对疼痛不那么敏感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一般的小伤小痛我是不会当回事的,但那天当医生把针头拔出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当场疼哭了。打完针后,我和南非治疗师说:下次就算死,我也不会再找这个医生了。
打完针以后腿还是没有消肿,那场我要对阵丹麦新秀、4号种子沃兹尼亚奇,我就那么拐着腿上了场,居然还赢了。
这次胜利就像这管针剂一样匪夷所思。
第二天上午我和治疗师说,我还是得找原来的赛会医生。那位医生和帮我做手术的艾瑞克医生是好朋友,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找到了赛会医生,赛会医生听我说了前一天的情况,检查完我的膝盖,告诉我:“她根本就没帮你把水抽出来。”
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不能跟她说,毕竟她是医生,是专业人士。”
后来这位赛会医生从我膝盖里抽了两管半的水出来。抽水的时候,他得把针头插进膝盖里面,然后慢慢将针筒拉开,让膝盖里面的积液沿着针头进到注射器里面,这很疼,但比起前天女医生的那一针,我觉得这已经完全不算什么了。
医生一边看着监视器,一边不停地换地方,将针头扎进去,然后引出新的积液。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找地方,好尽可能将全部积水吸出来。
这次治疗姜山没去,是我的治疗师带我去的。我的治疗师就是上次去奥克兰海港大桥蹦极,我们都在犹豫不决时毫不犹疑从台上一头扎下去那位。
治疗师是南非人,胆子大极了。那天他脸色也变了,回来以后,他对姜山说:做了这么久的治疗师,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当时他看到医生一针一针往外抽水都觉得心在哆嗦。
抽出两管半积水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可里松,他警告我:“你不能再打了,你两个星期之内已经打了两次可里松,就算再怎么肿也不能打了,对你身体不好。”
我说行,没问题。
打完可里松后,感觉稍微好一些。
第二天,我要跟大威打比赛,第一盘输掉了,第二盘比赛开局也比较低迷,但在第二个破发点上我实现了关键破发,把比赛拖入了抢七,抢七的结果是我以7∶4获胜。
决胜局我们的比分咬得很紧,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逆转了大威廉姆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打进大满贯四强。
无巧不成书,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上,我的对手恰恰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小威。维纳斯威廉姆斯和塞雷娜威廉姆斯这对姐妹简直就是为了称霸网坛而生的。当她们同时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其他选手似乎都可以作壁上观了。和小威的比赛打得比较艰难,两盘都打到了抢七,最后还是我输了。
但这场比赛打完后,感觉膝盖还行,没有想象中那么疼痛。
值得一提的是我进入了澳网的四强,两周的比赛结束后,我的积分被带到了3500分,进了世界前十。我心里想:我也是世界前十中的一名球员,这种感觉…………不过如此啊。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会突然不受理性控制,冒出来一些和我之前思路完全相悖的想法。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之前为什么会那么低落,同样,我也无法解释在澳网的状态如何反弹回来。我一直都是个很被动的人,不会去试图主动控制什么事情。我喜欢随遇而安、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如果没有人来鼓励和鞭策我,我可能就会一直这么游荡下去了,所以我的状态才会一直起起伏伏,这是我最大的毛病。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像别人那样平衡,但我就是达不到。有时我比较神经质。我想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自己一方面是一个很好胜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
澳网过后,我又开始了漫长、沉重的蛰伏期。也许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漫长,但你也知道,倒霉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慢,而胜利的快感却是转瞬即逝的。我甚至怀疑自己选择网球是否是个错误,因为我发现,胜利带来的欢欣远远不足以抵消失败带来的压抑。打职业联赛的感觉,就像在刀头舔蜜,所得甚少,所失甚多,然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尝试了一次又一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澳网四强让我感到满足,在与威廉姆斯姐妹对战后,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
没有随随便便获得的胜利,特别是在比赛双方都是世界顶尖球员的时候,精湛的技术、冷静的头脑、健康的身体状况都是获胜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
想要获胜,你必须真正发自内心地渴求胜利,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地想获胜。你对胜利的渴望,要像在沙漠中跋涉,濒临死亡的人对清水的渴望一样。
然后,你才有希望,仅仅是有希望,获胜。
我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一直持续到了6月13日,在打伯明翰的草地赛时,我的状态才有了回升。
说起来伯明翰真是我的福地之一,2006年,我打败扬科维奇在这里拿到首个WTA女双冠军,2009年,我在这里打到女单亚军,2010年,我在伯明翰击败了莎拉波娃。
这次在伯明翰拿到的冠军是中国选手首个草地冠军,它给了我一定的信心。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托马斯的合作走到了尽头。
我从2004年复出到现在,成绩一直在提高。2010年的排名从第15提升到了年终的第11位,正像托马斯说的,我离理想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但当托马斯神色黯然地提出“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你了”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了。
合作时间长了,托马斯觉得他能提供的帮助已经到了极限,他认为我需要一种新的感觉和体会。我也觉得自己已经从托马斯身上吸收到了尽可能多的能量。也许,是尝试下新方法的时候了。
2010年亚运会之后,我们的合作正式结束。现在托马斯是莎拉波娃的教练。我非常感谢托马斯在任职期间给我带来的帮助。祝你好运,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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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尔本的赛场上,我的膝盖又肿起来了。在连续击败了艾拉科维奇、扎维、汉图楚娃之后,身边所有的人都看出我的腿有问题了。
病来如山倒,这次膝伤发作得很厉害。进入前十六后,我每打一天就必须休息一天,因为膝盖已经承受不了连续两天以上的运动了。
之前我已经打过一次可里松消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就向澳洲的医生求助,对方推荐给我一种昂贵的针剂,一管要500欧元左右。第二天,我把针剂带到比赛现场,请赛会医生帮我打针。我熟悉的赛会医生恰巧不在,另外一位女医生说,找她也一样。我就去她那里打针。
这位医生对我之前的病情并不在意,她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我的腿,说:“这不是水肿。”
她没有抽水,也没有做任何其他处理,直接把针剂注射进我的膝盖。
好疼!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那是我有记忆以来对疼痛最直观、最深刻的一次体验。我一向自认是个对疼痛不那么敏感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一般的小伤小痛我是不会当回事的,但那天当医生把针头拔出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当场疼哭了。打完针后,我和南非治疗师说:下次就算死,我也不会再找这个医生了。
打完针以后腿还是没有消肿,那场我要对阵丹麦新秀、4号种子沃兹尼亚奇,我就那么拐着腿上了场,居然还赢了。
这次胜利就像这管针剂一样匪夷所思。
第二天上午我和治疗师说,我还是得找原来的赛会医生。那位医生和帮我做手术的艾瑞克医生是好朋友,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找到了赛会医生,赛会医生听我说了前一天的情况,检查完我的膝盖,告诉我:“她根本就没帮你把水抽出来。”
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不能跟她说,毕竟她是医生,是专业人士。”
后来这位赛会医生从我膝盖里抽了两管半的水出来。抽水的时候,他得把针头插进膝盖里面,然后慢慢将针筒拉开,让膝盖里面的积液沿着针头进到注射器里面,这很疼,但比起前天女医生的那一针,我觉得这已经完全不算什么了。
医生一边看着监视器,一边不停地换地方,将针头扎进去,然后引出新的积液。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找地方,好尽可能将全部积水吸出来。
这次治疗姜山没去,是我的治疗师带我去的。我的治疗师就是上次去奥克兰海港大桥蹦极,我们都在犹豫不决时毫不犹疑从台上一头扎下去那位。
治疗师是南非人,胆子大极了。那天他脸色也变了,回来以后,他对姜山说:做了这么久的治疗师,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当时他看到医生一针一针往外抽水都觉得心在哆嗦。
抽出两管半积水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可里松,他警告我:“你不能再打了,你两个星期之内已经打了两次可里松,就算再怎么肿也不能打了,对你身体不好。”
我说行,没问题。
打完可里松后,感觉稍微好一些。
第二天,我要跟大威打比赛,第一盘输掉了,第二盘比赛开局也比较低迷,但在第二个破发点上我实现了关键破发,把比赛拖入了抢七,抢七的结果是我以7∶4获胜。
决胜局我们的比分咬得很紧,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逆转了大威廉姆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打进大满贯四强。
无巧不成书,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上,我的对手恰恰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小威。维纳斯威廉姆斯和塞雷娜威廉姆斯这对姐妹简直就是为了称霸网坛而生的。当她们同时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其他选手似乎都可以作壁上观了。和小威的比赛打得比较艰难,两盘都打到了抢七,最后还是我输了。
但这场比赛打完后,感觉膝盖还行,没有想象中那么疼痛。
值得一提的是我进入了澳网的四强,两周的比赛结束后,我的积分被带到了3500分,进了世界前十。我心里想:我也是世界前十中的一名球员,这种感觉…………不过如此啊。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会突然不受理性控制,冒出来一些和我之前思路完全相悖的想法。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之前为什么会那么低落,同样,我也无法解释在澳网的状态如何反弹回来。我一直都是个很被动的人,不会去试图主动控制什么事情。我喜欢随遇而安、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如果没有人来鼓励和鞭策我,我可能就会一直这么游荡下去了,所以我的状态才会一直起起伏伏,这是我最大的毛病。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像别人那样平衡,但我就是达不到。有时我比较神经质。我想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自己一方面是一个很好胜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
澳网过后,我又开始了漫长、沉重的蛰伏期。也许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漫长,但你也知道,倒霉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慢,而胜利的快感却是转瞬即逝的。我甚至怀疑自己选择网球是否是个错误,因为我发现,胜利带来的欢欣远远不足以抵消失败带来的压抑。打职业联赛的感觉,就像在刀头舔蜜,所得甚少,所失甚多,然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尝试了一次又一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澳网四强让我感到满足,在与威廉姆斯姐妹对战后,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
没有随随便便获得的胜利,特别是在比赛双方都是世界顶尖球员的时候,精湛的技术、冷静的头脑、健康的身体状况都是获胜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
想要获胜,你必须真正发自内心地渴求胜利,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地想获胜。你对胜利的渴望,要像在沙漠中跋涉,濒临死亡的人对清水的渴望一样。
然后,你才有希望,仅仅是有希望,获胜。
我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一直持续到了6月13日,在打伯明翰的草地赛时,我的状态才有了回升。
说起来伯明翰真是我的福地之一,2006年,我打败扬科维奇在这里拿到首个WTA女双冠军,2009年,我在这里打到女单亚军,2010年,我在伯明翰击败了莎拉波娃。
这次在伯明翰拿到的冠军是中国选手首个草地冠军,它给了我一定的信心。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托马斯的合作走到了尽头。
我从2004年复出到现在,成绩一直在提高。2010年的排名从第15提升到了年终的第11位,正像托马斯说的,我离理想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但当托马斯神色黯然地提出“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你了”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了。
合作时间长了,托马斯觉得他能提供的帮助已经到了极限,他认为我需要一种新的感觉和体会。我也觉得自己已经从托马斯身上吸收到了尽可能多的能量。也许,是尝试下新方法的时候了。
2010年亚运会之后,我们的合作正式结束。现在托马斯是莎拉波娃的教练。我非常感谢托马斯在任职期间给我带来的帮助。祝你好运,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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